编者按:

《巴黎协定》通过以来,其有效性备受争议。支持者认为《巴黎协定》自下而上的特征是其成功的主因,而批评者则认为《巴黎协定》缺乏严格的履约机制,因而无法保证各国能切实履行其承诺。《巴黎协定》的灵活性能否保证各国实现各自承诺这一问题在学界一直没有共识,美国学者David Victor及其同事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结果发表在最新一期的《自然—气候变化》期刊上。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长聘副教授滕飞受《自然—气候变化》期刊邀请,撰写了观点文章,并于9月1日同期发表。以下为该文的中文版(翻译时略有改动)。



最雄心勃勃的气候承诺最可信


可信度是国际气候承诺的基石,雄心是实现温升目标的关键。研究表明,《巴黎协定》的灵活性既鼓励了各国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雄心,又保证了其可信度。

《巴黎协定》设定了一个全球温升目标:“将全球平均温度的上升控制在远低于2℃”,并 “努力将温度上升控制在1.5℃”。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巴黎协定》要求各国提交其减排承诺,即所谓的国家自主贡献(NDC)。此外,各国还在各种国际场合宣布了净零排放的承诺。截至2021年11月,153个国家已经提交了NDC,超过140个国家提出了净零承诺。如果所有的承诺都得到全面实现,全球变暖可以被限制在略低于2℃的温升范围内(Meinshausen等,2022)。然而,自1972年以来,只有1/10的主要全球环境目标取得了进展或被完全实现(SEI和CEEW,2022)。此外,各国已实施的政策仍不足以完成其承诺的NDC(Roelfsema等,2020)。

因此,在各国的意图和行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可信度差额”,也即,各国会在多大程度上遵守其巴黎承诺?在本期《自然—气候变化》期刊中,David Victor及其同事(Victor等,2022)揭示了巴黎承诺是否可信,以及为什么可信。

尽管问题很简单,但要衡量各国承诺的“可信度”是很难的。这不仅是因为可信度是主观的,而且还因为可信度与雄心(被定义为国家承诺的努力程度)密切相关。首先,雄心既是主观的,也是相对的,取决于各国承担的历史排放责任如何,以及是否有能力应对气候变化等因素(Teng等,2019)。第二,即使雄心可以衡量,大多数提交的NDC和净零承诺在内容上并不充实,没有详细的实施计划,因此难以判断其可信度。第三,评估可信度需要具体了解政策制定过程:各国如何组织起来应对气候变化,各国政府如何设计、通过和实施气候政策。在缺乏对雄心和可信度适当衡量的情况下,专家征询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工具。通过调查参与气候变化缔约方大会的谈判者和科学家,Victor及其同事(Victor等,2022)表明,可信度取决于雄心,最雄心勃勃的气候承诺也是最可信的承诺。

以往的研究(Barrett和Dannenberg,2016)认为,在雄心和气候承诺的可信度之间存在权衡。如果气候条约具有法律约束力,各国就会提交实现难度较低的承诺,以避免因失败而受到惩罚。否则,各国可能会提交更高的承诺,但不会因为违反而受到惩罚。因此,《巴黎协定》的有效性受到了挑战,因为它是基于非惩罚性和自愿的承诺。然而,正如Victor及其同事(Victor等,2022)所指出的,《巴黎协定》下各国承诺的非惩罚性和灵活性使各国能够更好地考虑承诺,并将其国家情况纳入其中。这种量身定制的方法使巴黎承诺更符合各国的政治环境,因此在实施中更可信。这一理论表明,《巴黎协定》的机制正在发挥作用:其非惩罚性和灵活性鼓励了各国的减排雄心,而不是削弱了它们。

Victor及其同事(Victor等,2022)进一步表明,气候承诺的可信度密切依赖于国家的制度和政治。雄心勃勃的气候承诺意味着广泛的能源和经济转型,这会造成那些在转型过程中可能受到影响的人的抵制。这种阻碍的力度与围绕气候变化的政治分化程度有关。各国政府可以通过促进政治共识和将气候目标与更广泛的社会发展目标相结合,提高气候行动的可信度。例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获得气候融资和气候行动的空气质量协同利益增加了对气候承诺的政治接受度(Winkler和Dubash,2016)。这一发现强调了加强气候目标实施的新方向:更加关注各国国内的机构和政治。

鉴于本文的发现和之前的研究(Hafner-Burton等,2012),我们可以对《巴黎协定》的有效性更加乐观。然而,一个主要的限制是,目前的研究只关注减排承诺,很少关注气候融资承诺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虽然,发达国家承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但迄今为止尚未兑现,而且,在2020年后的气候融资承诺方面到目前没有任何进展(Shishlov和Censkowsky,2022)。气候融资承诺的可信度不仅会影响《巴黎协定》的效力,也会影响发展中国家实现其承诺的能力。例如,Victor及其同事的结果(Victor等,2022)也显示了一个反直觉的结果,国家的收入越低,但其履约水平越高,这可能表明了低收入国家对气候融资的乐观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减排承诺的雄心和可信度不应孤立于融资承诺,因为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总之,Victor团队的发现对于实现《巴黎协定》中的温升目标至关重要。尽管国际社会不断呼吁加强承诺,但我们也必须强调各国执行和实现其目标的可信度。为了提高这一点,各国应更加关注国内机构、政治和治理(Dubash等,2021)。在强大的国内治理能力的支持下,《巴黎协定》可以发挥作用;雄心和可信度可以相互促进,《巴黎协定》可以为迫切需要雄心和可信度的国际合作的其他领域提供一个新模式。


相关文章信息:

Teng, F. Ambitious and credible pledges. Nat. Clim. Chang. (2022). https://doi.org/10.1038/s41558-022-01459-6

Victor, D.G., Lumkowsky, M. & Dannenberg, A. Determining the credibility of commitments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policy. Nat. Clim. Chang. (2022). https://doi.org/10.1038/s41558-022-01454-x


封面图片来源:Cristian Storto/Alamy Stock Photo/《自然-气候变化》